为公众揭开怀孕神秘面纱的妇产医生
利维坦按：
本文主人公罗伯特·拉图·迪金森自幼就喜爱绘画，扎实的素描功底使得他能够实现“分娩系列”主题的构思与创作（虽然后期雕塑工作是由艺术家贝尔斯基完成的）。迪金森的作品形式上可以看出明显的古典主义影子，虽然此前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医学主题，但他算是第一位将怀孕和分娩主题通过艺术面向大众展示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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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1940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有一组备受瞩目的24件雕塑，这组名为“生命的第一年”（The First Year of Life）的作品来自布鲁克林的妇产科医生、艺术家和婚姻顾问罗伯特·拉图·迪金森（Robert Latou Dickinson）的创意。
根据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历史学家罗斯·霍尔兹（Rose Holz）的描述，当参观者来到这个展区时，他们会看到一个清晰的怀孕进程展示，从受孕到出生有序排列。每经过一个雕塑时，工作人员都会提供宣传册，介绍这个发育阶段的情况。附近，一个旋转展示台展示着1934年出生在加拿大的著名迪昂五胞胎（Dionne quintuplets）玩偶，而头顶上则是一棵树的雕塑，结满了婴儿，而非果实。
这是第一次在医学教育或珍奇柜之外，大批观众有机会共同想象人类胎儿的真实样貌——而这引起了轰动。
霍尔兹在一篇学术文章[1]中指出：“这个展览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都吸引着大量的人前来参观。不论天气如何，观众络绎不绝，甚至偶尔还出现了踩踏事件……据说仅在1939年就有70万人观看了这个展览。”
霍尔兹写道：“‘生命的第一年’展览的目的是希望将怀孕和产后经历作为一种家庭共同关注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母亲自己需要关心的事情。”大家庭的母亲们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展览，渴望了解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高中生情侣也在其中漫步，而父母们则带着孩子前来观看——至少那些认为该展览适合年幼孩子观看的家长这样做了。
罗伯特·拉图·迪金森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构思被称为“分娩系列”（Birth Series）的雕塑作品时，他借鉴了18世纪的雕塑、19世纪的立体解剖学，包括意大利博洛尼亚产科学校过去两个世纪使用的分娩模型、苏格兰著名助产士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的绘画，以及保存在美国博物馆和实验室中大量瓶装的自然流产或死胎标本。
他还利用了一种更新的技术：X射线。当时尚未知晓X射线对妊娠的风险——迪金森参考了同事们拍摄的影像，以及专门为“分娩系列”委托拍摄的产妇影像。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最终的模型被制作得非常详细，且爱意满满，展示胎儿的成长和分娩过程，宛如一场宁静而祥和的盛典。
迪金森对于探索人体内部的兴趣早在年幼时期就开始了。10岁时，他遭遇了一次划船事故，腹部被划开了一道八英寸长的伤口。尽管负责缝合伤口的医生由于自身的关节炎无法手术（而是将这个手术交给了一位木匠负责），但迪金森对这位医生的自信深感着迷。“我如此崇拜那个医生，”他写道，“我渴望变得像他一样坚强。”
医学院毕业后，他开始在布鲁克林克林顿街的家中接诊病人，后转向科学研究；他创立了妇产健康委员会（Committee on Maternal Health），担任过美国妇科学会（American Gynecological Society）会长，并在计划生育组织担任高级副总裁。在迪金森的领导下，妇科学不再被视为外科的一个分支，并且发展出了预防保健、性教育、生育援助和夫妇咨询等诸多领域。
“他自视为一名十分积极的斗士，”普渡大学医学历史学家温迪·克莱恩（Wendy Kline）表示，“其他医生也开始认同他的观点，认为妇科医生应在婚姻咨询中扮演角色。他们逐渐相信，许多关于性交疼痛、性冷淡、离婚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妇科问题。他在这方面处于前沿。”
在许多人认为深入了解解剖学和生理学可能会对年轻人产生不良影响的时候，迪金森对于让性与生殖学成为合法的研究领域充满激情。偶尔，他会受到《康斯托克法案》（the Comstock Act）的审查，该法案规定邮寄“淫秽”资料是非法的，但作为医生，他基本上不会受到起诉。
他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调皮、充满不懈的活力。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惊叹于“迪金森经常携带他的作品前往法拉盛草地公园。他坐在地铁车厢的角落，然后慢慢拿出分娩模型。很快，车厢里冷漠的乘客们开始注意到他。有些人开始提问。随后人群聚过来，他便会在公众面前进行人类生殖的公开讲演”。
对于长期患者来说，迪金森是位难得的专业人士，他认真对待他们的痛苦和喜悦，总是十分关心他们。彼时，医生对患者关心的这一品质可能是如此罕见，以至于这些女性愿意接受他对她们身体的过度好奇和探究。在私人执业的岁月里，迪金森为患者的身体进行了详细的测绘。
克莱恩说：“他以某种方式做到了让她们视他为解救者，而非变态……他的很多患者在他那里就诊长达30年。他们建立了这种信任。”讽刺的是，迪金森甚至暗地里设计了一个装置，他会通过一台隐藏在检查台一端装饰性柱子里的踏板相机悄悄地为她们拍照，而患者并不知情。
他对女性解剖学的痴迷，几乎使得“分娩系列“的合作伙伴、年轻雕塑家亚伯拉罕·贝尔斯基（Abram Belskie）感到不适。贝尔斯基是从格拉斯哥移民来的。回顾起他首次访问迪金森在纽约医学院的工作室时，他说道：“当我透过门看进去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快速逃离那里。他们（迪金森和助手们）正在绘制与生殖器相关的东西。”
然而很快，32岁的贝尔斯基和78岁的迪金森变得亲密无间。迪金森为每个雕塑绘制了精确到毫米的素描草图，然后监督同事的制作工艺。在纽约医学院和妇产健康委员会提供资金和工作室空间的支持下，他们在几个月内完成了全部24件雕塑。
为了实现他对该系列作品的愿景并在世界博览会上展示，迪金森必须克服一系列的障碍。正如霍尔兹在她的文章中所述，“生命的第一年”展览是在总部位于纽约的妇产中心协会（MCA）的支持下启动的，该组织由产科医生、护士和医疗改革家组成。迪金森是策划委员会的一员，他们的任务是创建一个展示，能够有效传达有关怀孕和分娩期间适当医疗护理重要性的信息。当有人提出展示助产士的建议时，迪金森并未反对，而是默认了多数人的意见。
然而，当另一位医生建议过多的“解剖学和胚胎学”会使展览过于复杂，不适合家庭观赏时，迪金森成功地说服委员会，认为他的“分娩系列”作品能够实现产妇中心协会的目标。
“有些人表示不满，但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这让妇产中心协会松了一口气。”霍尔兹说道，“迪金森认为，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呈现怀孕和分娩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不喜欢所谓艳俗的身体表现，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医学插图。”
“分娩系列”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学校和博物馆很快委托制作了该系列的复制品；这些雕塑被拍摄并制成了大幅画册《分娩图谱》（The Birth Atlas），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大学、图书馆和教室中常见的教材。
这之后，其他更复杂的人类胎儿图像已经广泛面世。1965年4月，《生活》杂志刊登了由莱纳特·尼尔松（Lennart Nilsson）拍摄的18周大的胎儿封面照片，成为该杂志有史以来最快销的一期。杂志编辑们写道：“以下页面上展示的胚胎是出于各种医学原因进行外科手术摘除的。”
尼尔松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取自医院里悬浮在水箱中的流产和堕胎胎儿拍摄所得。尼尔松的这些图像被广泛地印制在反对堕胎的海报上，直到摄影师本人对他的作品被政治利用感到震惊，才采取行动。从1980年代到2017年，他创作了一套黑白版本，用于公开展览，并且拒绝让它们在一般媒体上再次出现。
随着越来越多的州对堕胎的合法化，胎儿影像开始与努力改变公众对堕胎的印象联系在了一起，尽管79%的妊娠终止发生在胚胎成为胎儿之前[2]。1972年，一本名为《生命还是死亡》的反堕胎宣传册展示了胎儿的图像，并配以暗示性的措辞（在八周时，该书生动地宣称胎儿“在羊水中像游泳者一样自由游动”）。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的“罗诉韦德案”判决保护了堕胎权利后，这种图像的使用率进一步增多。
1984年上映的纪录片《无声的尖叫》（The Silent Scream）运用电影摄影技巧，误导观众认为通过超声波观察的胎儿在堕胎过程中痛苦地蠕动。正如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在2006年《时代》杂志中所写，该电影旨在“将公众的注意力从遭受黑市堕胎女性的恐怖故事转移到胎儿经历堕胎的痛苦”。这部影片在医学界饱受质疑，是胎儿图像被用作政治宣传的典型例证。
1939年世博会的展示标题似乎将迪金森和贝尔斯基的雕塑置于将怀孕早期神圣化的传统中。毕竟，它被称为“生命的第一年”，其中一本小册子宣称：“婴儿的生命并不是当他呱呱坠地时开始的，而是在精子（来自父亲）与卵子（来自母亲）输卵管中相遇的那一刻。”
然而，迪金森却是生育控制和堕胎的倡导者，在当时医学界内算是一个异类。不论出于医学还是宗教原因他都支持避孕和堕胎。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堕胎的祝福》（Blessed Be Abortion）中，他声称：“每当面临难以承担的额外母亲责任、追求终身免于耻辱或非婚生子的污名，堕胎都是一种祝福。”他在哈佛大学康威医学图书馆的档案中，保存了一本他收集的关于堕胎的医学文献剪报[3]。
不过，将他的观点视为与当今堕胎权利倡导者完全一致也是不准确的。“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过于简化‘选择权’运动，将其视为主要的世俗化运动，”霍尔兹解释道。“‘选择权’作为一个女权主义口号是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而20世纪60年代的活动家（例如地下组织‘Jane Collective’，在1968到1973年间，该组织为大约11000名妇女提供了堕胎服务，不过，在那个堕胎被视为禁忌的年代，这样做其实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编者注）希望摆脱医生对妇女身体的主导权，正如莱斯利·里根（Leslie Reagan）在《当堕胎是犯罪时》（When Abortion Was a Crim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无法想象迪金森会支持那种观点。他相信医生才是最懂得妇科的专家。”
然后还有一个更近期的转变是从“选择权”转向“生殖正义”，将堕胎置于更广泛的身体自治运动中。“迪金森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霍尔兹解释道，“如果在他的那个时代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可能当时有类似的版本——但我不认为他会支持妇女的权威地位。”
克莱恩在其著作《构建更优良的种族》（Building a Better Race）中指出，迪金森虽然坚信生育应由医生进行管理，但他也积极支持优生绝育，而这种绝育措施对种族少数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分娩系列”中的胎儿具有典型的欧洲面容，而陶瓷雕塑则被涂成闪亮的白色。正如克莱恩所言，“优生主义者对迪金森的作品被美国医学会接受并用于展览表示了认可”。
这些作品成为迪金森和贝尔斯基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创作的两个雕塑的原型——一个成年女性名为“诺玛”（Norma），其尺寸反映了1.5万名美国白人的平均体型；另一座雕塑名为“诺曼”（Normman），是一位成年男性，其特征是根据一战士兵的测量数据计算得出的，该数据由包括著名优生主义者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在内的团队整理。
在1942年和1949年，迪金森携带另一组模型参加美国医学协会的年会，这次展示的是对“不适合生育者”进行绝育的技术。迪金森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州立机构对犯人进行了电灼绝育术：这些人的生育能力由州政府合法控制，无论他们是否同意。1950年，迪金森离世。
霍尔兹表示，迪金森的遗产之一就是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胎儿的图像“本质上会引起支持生命（或反对堕胎）的印象”。这些雕塑在当时代表了对胎儿认知的突破，因此长期以来都被用于教学材料中。它们并没有固定的道德象征，反而像尼尔松的照片一样，成为了一种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可以传达出多种含义。正如霍尔兹所言，“这些雕塑在挑战你，不要轻率地以为你了解怀孕的隐含信息或正确解读。”
参考文献：
文/Stephanie Gorton
译/tim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at-the-1939-worlds-fair-robert-latou-dickinson-demystified-pregnancy-for-a-curious-public-18098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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